民主选举与社会分裂——东亚民主转型国家与地区的政治与政局

东亚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社会分裂与其实行的民主制度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民族国家意识淡泊及选举文化有欠成熟的情况下,参与选举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倾向于将投票及相关活动视为扩大自身利益和削弱对方力量的机会,导致不同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超出可控范围。     

“第三条道路”与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走向

朴槿惠在韩国总统竞选期间与胜选后多次指出,要改善对朝关系,既不继续大国家党李明博政府的强硬政策,也不采取民主党金大中政府与卢武铉政府的“阳光政策。’’,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本文首先分析另外“两条道路”,即“阳光政策”与李明博对朝政策之间的主要分歧。以此为背景,本文从影响朴槿惠对朝政策的因素入手,指出朴槿惠对朝政策“第三条道路”的出发点是要改变另外“两条道路”非“软”即“硬”的做法。总体方向上很可能是安全上继续保持强大威慑与高压态势,但在经济合作等层面释放更大善意与灵活性。在不降低李明博政府强硬政策“硬”的一面的同时,继承“阳光政策”“软”的一面,甚至会更软。最后部分也指出了在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第三条道路”的实施前景。     

水合作管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关系构建新议题

如何和平共享越境水资源一直是跨国流域关系构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合作管理是理性而共赢的选择,其不仅会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拓展和深化,更会推动整个区域的合作,从而使国家间获益的程度和范围远远超过河流合作本身所带来的收益。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涵盖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维向度。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次区域多边机制,GMS和MRC作用积极但成效有限,缺乏区域认同的制度安排仍是目前该流域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未来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需要提升流域一级的综合合作,加强高级别的政治参与。而中国作为上游国家,也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发挥地区性大国作用,对共享水资源进行更长远、更系统的管理。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过程、条件与前景

本文基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框架,从利益集团的视角对泰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商关系演化进行探讨。本文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泰国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依附式"、"协商式"和"对等式"结构,并正在转向"一体式"结构。商人群体推动政商关系演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结构性经济利益诉求;商人群体在政治权力竞争中胜出的核心保证是雄厚的资金支持,关键策略是依托新兴利益集团突破既有的权力结构。从短期来看,泰国保革之争还将持续,政商关系难以顺利实现从"对等式"到"一体式"的转型;从中期来看,新资本集团有可能建构稳定的"政商一体"结构,以适应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从长期来看,随着体制改革成功,政商关系可能回归"对等式"或"协商式"结构。     

中国企业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及其影响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呈加速发展态势,投资流量及存量的增长都在提速,已经成为老挝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中国企业对老挝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老挝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改善了老挝的基础设施;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企业在老挝的投资也存在一些问题:投资的行业有些过于集中在资源领域;少数在老挝投资的中国企业或者个人存在着非法经营和非法用工现象;普遍缺乏与媒体的沟通能力和意愿。     

印尼民主改革时期腐败问题探析

在印尼民主改革时期,腐败现象表现得更加多样化、公开化,并呈现加剧的趋势,这给印尼政府治理增加了不少难题。印尼各级政府通过制度反腐、社会反腐和预防腐败等措施,试图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其中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腐败现象在印尼根深蒂固,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还有很长一段路走。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化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显著强于中国,其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和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仍表现强硬的根本原因。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因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外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和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还需要挖掘两国更多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越南、菲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New Developments in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China have played a grow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ntry’s economy,foreign trade and diplomacy.